2017年，我向工作單位(海南大學)統(tǒng)戰(zhàn)部申請去菲律賓做訪談工作，原因有二：一是作為外語專業(yè)出身的高校教師，我長期從事原英美屬殖民地國家的歷史文化工作，在人物訪談上有較豐富的經驗；二是菲律賓是海南的近鄰，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美國近年來利用與菲律賓(原美屬殖民地)的關系在南海問題上遏制中國的發(fā)展。我身為九三學社社員，是海南統(tǒng)戰(zhàn)系統(tǒng)中的一員，有責任為加強與菲律賓的友好關系貢獻一份力量。
我的申請很快得到了海南大學統(tǒng)戰(zhàn)部和九三學社海南省委的大力支持，帶著撰寫《中菲友好關系史》一書的任務，我踏上了菲律賓這片異國的土地。我事先在網絡查詢了很多在菲律賓有影響力的人物，可惜到了菲律賓后，按照他們的工作地址找過去，無一例外被保安拒之門外。我只有硬著頭皮，想盡各種辦法嘗試。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成功敲開了《世界日報》老板Florencio Tan Mallare的辦公室。他是菲律賓出生的華人，也許我是中國學者的緣故，他接受了我的采訪。之后我陸續(xù)采訪了他十幾回(直至他去世)，從他參加抗日戰(zhàn)爭的早年經歷到后來辦華文報紙的辛酸歷程，我都進行了詳細記錄。我真切地感受到菲律賓華僑華人是中菲友好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與菲律賓人民同甘苦、共患難，投身當地反殖民主義斗爭，為菲律賓爭取民族獨立、抗擊外來侵略做出重大犧牲和不朽貢獻；在中菲建交后，他們又為深化中菲傳統(tǒng)友誼、促進兩國各領域合作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來，我又陸續(xù)訪談了其他有影響力的華僑華人。其中最困難的要數去訪談當時菲律賓眾議院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前菲律賓農業(yè)部長Arthur C.YAP，由于無法獲得聯系方式，我絞盡腦汁，聯系上他父親的秘書，獲知他外出吃飯的地點，等了幾個小時，成功對他進行了訪談。他很支持我的工作，甚至鼓勵我去訪談當時的杜特爾特總統(tǒng)，可惜后來因為疫情，未能成行。
我在菲律賓訪談的這四年，總共訪談了幾十位著名的僑領及政要，他們及他們的父輩大部分都經歷了美國殖民統(tǒng)治、日本軍國主義入侵、菲律賓獨立、中菲建交等重要的歷史時期。他們的人生經歷是近百年來中菲友好史的縮影，為我撰寫《中菲友好關系史》一書提供了詳實豐富的參考。目前我的書已完稿，由我們學校提交省社科聯審核。
2020年的時候，全球突發(fā)新冠疫情。我訪談工作沒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我在網絡上了解到由于長期受“南海爭端”影響，國內有部分民眾揣測菲律賓可能在此次疫情中會有排華傾向。于是，我在菲律賓實地調研了各大醫(yī)院、商場和中餐館后，選擇在國內的鳳凰網為菲律賓發(fā)聲，并指出：“菲律賓之所以變得如此友善，離不開中菲兩國眾多有識之士多年來的建設性貢獻。其中菲律賓華僑華人作為中菲兩國之間的友好紐帶，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有這些人在為兩國(祖籍國和祖國)友好關系默默努力著，在祖籍國危難之時默默支持著，在不計代價地與反華勢力斗爭著，世界上的排華分子才變得越來越無容身之地。當新冠肺炎疫情在華肆虐時，是他們，自發(fā)團結起來，全力支援祖(籍)國抗擊疫情，掀起了一輪又一輪馳援中國抗疫行動，積極幫助祖(籍)國同胞渡過難關。這對正在抗疫的中國來說，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寶貴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強大鼓舞�！�
我的文章《如何應對這場關于生命與尊嚴的戰(zhàn)疫》發(fā)表后在菲律賓當地社會引起一定反響，菲律賓聯合日報、菲律賓世界日報、菲律賓商報、菲華日報、菲律賓華報等菲律賓知名媒體都對我的文章進行了轉載。人民政協網也專門點贊了我的文章：“《如何應對這場關于生命與尊嚴的戰(zhàn)疫》疫情思考文章，在鳳凰網發(fā)表，對解疑釋惑，指導疫情防控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后，我得知中國政府派遣的抗疫醫(yī)療專家組抵達菲律賓，便主動對接聯系，并迅速成為了一名抗疫翻譯志愿者。我翻譯的《方艙醫(yī)院工作手冊(第三版)》和《方艙醫(yī)院患者手冊(第三版)》獲得了專家組和中國駐菲大使館的高度評價。專家組特意把我作為唯一譯者寫在了兩本手冊的內頁，并在上面對我的海南身份進行了詳細介紹。4月18日，專家組在中國駐菲大使館的協助下，把這兩本手冊作為中國禮物，正式贈送給了菲律賓政府。這件事被菲律賓聯合日報、菲律賓商報、中新社、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官網、鳳凰網、福建日報等媒體競相報道或轉載。
我很慶幸，自己能在菲律賓工作期間，不僅完成了《中菲友好關系史》的訪談和撰寫工作，還向國際社會傳播我國抗疫政治指導思想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分享抗疫醫(yī)療經驗、積極開展抗疫國際合作、展示我國維護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偉大誠意方面貢獻了一份海南力量。
(作者：饒穎芝 海南大學南海區(qū)域研究中心秘書長)
